華盛頓郵報十二日自行爆料，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幾天，郵報七十二歲的資深記者平卡斯寫了一篇特稿，質疑布希政府是否擁有伊拉克生產核生化武器的證據，這篇特稿遭到編輯檯上國安新聞主編、國外新聞主編、副總編和總編輯的連環封殺，直到揭發水門事件揚名的助理總編輯伍華德看了，認為可信度高，代平卡斯力爭，才勉強刊登在第17版。伍華德感慨道：「我為自己沒有更努力推銷這篇報導十分自責……這種新聞應該刊登在頭版」，郵報則坦承「不夠盡心盡力」。
郵報的自省，展現大報知錯能改的風範；這篇特稿見報的過程，更反映新聞實戰中記者與媒體組織、社會情境互動的複雜樣貌。傳統新聞教科書，把新聞報導當作鏡子照物一樣靜態、簡單，鏡面所照之處，真相原形畢露；然而，實際的新聞報導卻像馳騁沙場一樣動態、複雜，記者必須在社會情境、組織情境、議題情境中釐清情勢、辨明敵我、合縱連橫、隨機應變、折衝協調，才能揭露出部份真相。
以郵報淡化平卡斯特稿事件為例。九一一後的美國，反恐、報復的民意沸騰，任何事情只要打出「反恐」招牌就成了政治正確，很少有人敢於質疑；這種社會氛圍也影響了媒介組織，組織內部「愛國」「反恐」情緒壓倒理性思維，加上難以查證海珊有無核生化武器，因此當布希妖魔化海珊並發動攻伊時，媒體選擇相信布希、支持布希、縱容布希，自我壓抑甚至封殺所有的質疑聲音。誠如郵報軍事記者芮克斯所說：「編輯的態度是：橫豎我們都要開戰了，幹嘛還唱反調？」
記者要在一面倒的組織情境中發出異議，一來要對查清事實提高說服力，二來要爭取盟友或尋找權力縫隙，三來還得折衝協調達成妥協；平卡斯就是以論據嚴謹的特稿贏得伍華德的支持，藉由伍華德的爭取，讓原本被封殺的新聞能夠起死回生地登上第十七版，雖未登上頭版但總算聊勝於無。
平卡斯的故事並非特例，而是常態。以下，舉兩個國內的案例來做對照。
一九七九年，台灣還處在禁止組黨、禁辦新報的戒嚴時代，政治新聞受到層層管制。這年一月，黨外民主運動領袖余登發被以涉及匪諜案罪名逮捕並交付審判，聯合報記者顏文閂採訪審判新聞，發現連「未經新聞局批准就訂閱日本朝日新聞」都成罪狀，顯然是政治迫害。他因此撰寫一篇特稿，前半段肯定審判的公開，後半段委婉質疑審判的內容，沒想到特稿見報時，只剩下前半段的肯定，後半段的質疑全被刪除了。顏文閂無法突破報社的封鎖，又不願見真相就此湮滅，於是以筆名「陳士文」另寫一文詳述審判內幕，投稿到尺度較寬的香港新聞天地雜誌，經刪節部份敏感內容後，終於得以發表。
二○○四年，台灣已經解嚴十七年，政治上藍綠兩大陣營對壘，媒體百家爭鳴。三月總統大選，陳水扁和呂秀蓮以零點二二的微幅差距擊敗連戰和宋楚瑜，連宋拒絕認輸，發動群眾抗爭，要求重新驗票，但當陳水扁提議修法進行行政驗票時，國親卻拒絕。中國時報記者林晨柏為此撰寫一篇特稿，質疑「連宋到底要什麼？」、「國親還要豪賭下去嗎？」，沒想到這篇特稿遭到曾幫宋楚瑜撰寫傳記的採訪主任大幅修改，見報時原意盡失。林晨柏憤而以電子郵件將原稿和改稿內幕寄給同業，信中說「要擋我的稿，我就讓全世界都看到」，這封信經過層層轉寄後轟動新聞界，新新聞週報隨即報導此事。
顏文閂質疑余登發案的真實性、林晨柏質疑與主管淵源深厚的連宋，和平卡斯質疑政府有無伊拉克核生化武器證據、批評「全民擁戴」的布希總統一樣，都是逆勢而為，也都一樣需要尋求盟友、另闢蹊徑才能發出聲音，差別是平卡斯在組織內部就能得到助力，顏文閂卻得尋求國外勢力支援、林晨柏則得用小眾媒體反攻大眾媒體。
更大的差別是，當事後證明媒體判斷錯誤、誤信布希時，美國的媒體會自省、會自我爆料；台灣的媒體對於余登發案、對美麗島事件、對自己在戒嚴時代為虎作倀，卻從不反省、從不爆料，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自誇正派辦報、自由開放，即使在今天，也從未對誣指涂醒哲舔人耳朵、誣指李登輝應訊寫字條、誣指執政黨三立委各拿三千萬回扣而自省過、爆料過，甚至連更正都不肯。
新聞需要自由，也需要自省和自律。要有勇有謀地揭露真相、要誠懇面對自己的懦弱、還要嚴謹查證知過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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