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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德（Breed，1955）早在半世紀前就指出，記者在五種情況下比較可能突破組織桎梏：一是政策的規範不明顯時，記者的自由度較大；二是主管未必瞭解某事的細節時，記者可運用知識去迴避政策的規定；三是記者可以技巧地「佈局」，例如請其他媒體的記者寫一稿，然後藉機向自己的主管遊說；四是記者對主動發掘的新聞享有較高主動權，例行採訪路線的新聞次之，被派出訪的新聞又次之；五是「明星」記者比較有權出軌（轉引自李金銓，1984）。
麥道格（MacDougall）的策略更是巧妙。他曾在華爾街日報主跑財經新聞十二年，四度獲得普立茲獎提名、還出版了兩本書；可是當他轉往大學任教後，卻撰文透露自己是個左派，而且一直在最資本主義的華爾街日報宣揚社會主義。他顛覆組織規範的策略有二：一是假借客觀形式，「引述那些能夠支持我的價值觀之專家的意見」；二是避免直接使用左派術語，改換成能得到右派認可的新詞（MacDougall，1994；馮建三，1992）。他的作法雖然極具爭議，但卻證明組織的規範、老闆的意志並非不能突破。
布里德和麥道格的策略相當生動地捕捉記者與組織互動的動態，但對新聞干預和報導策略的分析還不夠完整。一、側重記者對廣泛地編輯政策（亦即老闆對通案和個案的間接影響、老闆對通案的直接指示）的破解之道，較少討論對老闆個案指令的因應之道，而後者顯然比前者更難違抗；二、側重記者個人在廣泛編輯政策下，對新聞個案的因應策略，較少涉及集體的、對通案的因應策略。本文對報導策略的討論，以布里德的研究和麥道格的經驗為基礎，但將層面擴大，補其不足。
更具體的說，本文根據行動者是記者個人還是集體、因應對象是通案還是個案，將報導策略分為個人對通案、個人對個案、集體對個案、集體對通案等四個範疇，分別探討其中的可行策略。
一、個人對通案
廣義來看，當記者選擇一個與自己理念相近的媒體任職時，他就已經在為自己規避麻煩了。萬一進報社後，發現未如預期理想，他還可以藉由換線和跳槽，尋求較能發揮的空間。
（一）跳槽
解嚴後的台灣，新聞媒體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記者可以轉換的舞台相當多元。當記者碰到非專業干預的老闆時，不一定要忍氣吞聲，而可以藉由跳槽來尋求較佳的報導環境。
例如前文提到揭發瓦斯公司弊案的高雄記者，不能忍受老闆與瓦斯公司妥協，就另投明主；又如徐瑞希遭聯合報開除後，立即獲得財訊月刊聘用，更在一年後出版《政商關係解讀》（徐瑞希，1992）一書，暢談她在聯合報無法報導的政商關係；不願一味擁宋而離開民眾日報的李旺臺，也被自由時報聘為副總編輯。類似案例不勝枚舉。不過，跳槽要有本事，愈優秀記者跳槽機會愈多，甚至能以跳槽為籌碼，為自己爭得較大的自主空間，這也就是布里德所說的「明星記者比較有權出軌」。
（二）換線
如前文所述，老闆最重視也最常干預的路線，莫過於與其立場和利益直接相關的路線，如政治、財經和報社所在地新聞，這些路線常被視為報社的黃金路線，是記者升遷的捷徑。一個記者的志趣若不在這些路線上，又不在意升遷，大可以自動請調到符合志趣、較少干預的路線。
聯合報勞工記者徐國淦就是一個例子。徐國淦在解嚴之後進入聯合報時，跑的是熱門的國會新聞，但他並不快樂，因為覺得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農家出身、關懷弱勢的他，因此自動請調採訪冷門的勞工線，理想性格濃厚的他將換線視為「轉進」，因為在勞工線上，他找到了他以為失去的熱情。他很感慨地說，由於深感台灣的政治結構不重視勞工線，且一般社會大眾對勞工議題也不重視，更使他產生一股使命感想為社會上的弱勢者做一點事，也或許是他出身勞動階級，對於社會底層自然而然會付出多一點關心（施孝心，1999）。
二、個人對個案
當然，無論如何跳槽、換線，記者的理念不可能永遠和老闆一致、也不可能永遠不受干預；當衝突發生時，記者可以運用的策略主要有四種：
（一）奮戰不懈
無視新聞管制，為所當為，必要時強力抗爭來爭取新聞自主。
一位長期主跑政治和財經新聞的女性記者透露，她在報導地下投資公司鴻源集團弊案時，曾撰文分析鴻源背後的黑道勢力，鴻源總裁非常不爽，向報社施壓，採訪主任為此找她和鴻源總裁吃飯「溝通」，她說「在飯局上，我跟我的採訪對象和主管一起吃飯，相對變得弱勢」，但「事後我照寫、主管還是有發……因為他如果把它做小了或稿子不見了，我一定還會再寫，我再寫、再寫，寫到他不得不發」（026）。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何榮幸則直接反擊報社的干預。二○○一年納莉颱風重創台北市，他在中國時報擔任記者，奉命提供市政府和中央救災資訊給報社彙整報導，沒想到他和其他四位記者所提供的訊息被改寫成題為〈救災分黨派，復建有先後？〉的綜合報導，內容只擷取對台北市政府有利、對中央不利的片段資訊，何榮幸為此在網路上發表公開信抗議；這個抗議顯然受到報社重視，三天後中國時報就刊出何榮幸署名的特稿，重新分析救災情況，平衡了前文的觀點。
何榮幸和女記者憑藉奮戰精神爭得報導空間，但這種策略要能奏效至少要符合三個條件：一、老闆對此新聞事件並無直接指令；二、此事具有重要新聞價值；三、記者在報社具有一定份量。例如，何榮幸台灣記協創會會長的身份，讓報社不敢輕忽他的抗議，這又呼應「明星記者比較有權出軌」理論。
（二）夾縫求生
老闆的政策需要主管來督導記者執行，但每個主管對政策的理解、對執行分寸的拿捏未必一致；不僅如此，老闆的部分親人也會參與報社運作，他們之間的想法和作風也未必一致；記者可以利用主管與主管之間、老闆與老闆之間的政策夾縫，探尋可供發揮的空間。
在主管與主管的夾縫方面，一位綜合性大報的記者表示，他會利用保守型主管休假時偷渡敏感新聞。他的報社「有一個特性…很敢打，（但）打完以後只要有人家來講，它就會（把新聞）變小，…像我們以前那個總編輯A，他是比較圓滑、圓融的人，所以我做很多題目都是知道、利用他這一天休假，偷渡、行動一天，等到他回來，可能新聞就變的比較（小）…」（049）。這個策略要能奏效，條件有二：一、老闆對此並無直接指示，只是總編輯自我設限；二、其他主管的看法和作法，與總編輯並不一致。
在老闆與老闆的夾縫方面，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中國時報獨家揭發中正機場二期航站工程遭圍標疑案，幾天後，老闆余紀忠、余建新父子一位世交牽涉此案而遭約談，執行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張叔明請示余建新後，決定「就新聞論新聞」照常報導，並刊登特稿指稱老闆世交「陷入困境」。余紀忠閱報大為不滿，要找張叔明開會，張竟然缺席；四月十九日，余紀忠下令要張出國進修，張叔明辭職抗議（黃絹智等，1996）。張叔明在小老闆余建新支持下，為記者爭取到十多天的自由報導空間，一位記者回憶說，他報導時完全沒有感覺到壓力，因為「所有的壓力都被採訪主任給擋掉了」、「我只知道上面說是就新聞論新聞」（001），而張叔明雖然下台但仍受余建新重用，前途依舊光明。
（三）折衷妥協
當老闆的意志無可迴避時，記者只能儘量在新聞專業和老闆意志之間，尋求平衡點，儘可能在不得罪老闆的前提下，揭露更多、更重要的事實。
筆者擔任頭版編輯時，每一個標題都要經過編輯主任、總編輯、社長三人同意才能見報，每回都要在自己的專業判斷，以及上司摻雜政策考量的判斷之間尋求平衡點，碰到敏感新聞時，一個標題有時要來回折衝十來次才能定稿。在折衝過程中，筆者堅信不能也不必過度揣摩上意，因此撰寫標題原始版本時一定根據自己的專業判斷、不作政策考量，萬一上司指示修改，再來折衷妥協；在編輯生涯中，有幾次以為自己所下標題一定會被駁回，沒想到竟然過關，這不僅帶給筆者驚喜，也讓筆者慶幸沒有自我設限。
不過，妥協多少才能讓老闆接受，並無一定標準。在徐瑞希事件中，採訪主任主動刪去涉及蔣彥士的內容、試圖保留對翁大銘政商關係的敘述，就是希望藉由妥協來換取報導機會，奈何老闆硬是不領情。
（四）遠交近攻
當老闆直接下令或主管強力封殺，記者自忖已無機會在自己的媒體上刊登消息時，可以將情報提供給不具競爭關係的其他媒體，或以筆名在其他媒體發表，既讓消息曝光也避免競爭對手得利。
例如一家綜合性大報的記者得知某大航空公司發生飛機差點撞山的重大空安事故，他撰稿報導但總編輯要求他再做查證，他重新確認無誤後總編輯仍要他繼續查證，如此折騰兩天，他推斷總編輯為了航空公司的廣告利益而封殺新聞，於是將消息提供給電視台，電視台隨即予以報導（024）。後來，在同一家報社發生主管與電視台主播外遇事件，記者得知消息，推斷報社不可能讓家醜外揚，於是把情報提供給雜誌報導（022）。
三、集體對個案
單一記者難以對抗老闆，但記者若能團結起來，集體反制老闆，就能產生加乘的力量，雖然未必能夠迫使報老闆改變決定，但卻能形成報老闆不能忽略的強大壓力。
跨報社記者聲援徐瑞希就是一個例子，雖然保不住徐瑞希，但卻使得此事成為新聞界乃至社會大眾共同關心的議題，每個報社、每個新聞傳播科系、乃至眾多的學術論文都在討論此事，這不僅對聯合報和王惕吾形成輿論壓力，也對其他媒體老闆宣示了記者團結互助的訊息，同時還促成具有自主意識的記者集結起來共商媒體改革大計，最終促成台灣記協的成立（何榮幸，2000）。
一九九五年台灣記協成立，記者的集體力量正式組織化，當中廣記者萬瑞君在揭露李登輝說「媽的」之後遭調職，當中央日報記者蘇諍、自立報系工會幹部袁孔琪、公共電視原住民記者和台灣時報多位記者遭不當解職或調職時，台灣記協都出面予以聲援。台灣記協更成立十餘位律師組成的「義務律師團」和「記者保護基金」，協助遭不當迫害的記者進行司法訴訟，做記者的強力後盾。一九九八年台灣記協加入代表全球三十多萬記者的國際記者聯盟，更讓新聞自主運動取得國際助力（何榮幸，2000）。此外，中時、聯合、自立等十四家媒體工會在一九九六年串連成立「大眾傳播工會聯合會」，也強化了記者爭取工作權和自主權的集體力量。
四、 集體對通案
發揮記者的集體力量，參與報社新聞和人事決策，進而建立新聞自主制度，是避免老闆非專業干預的長久之計。
一九九四年自立報系老闆高清愿要將報紙賣給陳政忠，記者擔心自立報系的編輯風格和自由傳統受到影響，發起新聞自主運動，新聞學術界和實務界熱烈響應，在當年九月一日記者節發動「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整個社會為之側目。
這場新聞自主運動，後來具體化為編輯部公約和票選總編輯行動，自立早報記者票選蘇正平擔任總編輯，抵制陳政忠任命的人選，經過長期抗爭後終於迫使陳政忠接受蘇正平掌舵；記者支持的蘇正平手握編輯權，對老闆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力量，雖不能完全免除干預，但卻能減輕干預的力道、給予記者較多保護。
至於編輯部公約，雖然沒有在自立報系落實，但卻在新聞界播下種子：財訊月刊等媒體主動簽署，後來公共電視法更明訂新聞製播公約，使得新聞自主在電視台得以實踐。而新聞自主的浪潮，也讓記者更敢於獨立自主、讓主管和老闆比較不敢任意干預。
新聞自主運動、編輯部公約，讓記者對抗老闆干預的策略，由個案反應轉為通案性的結構改革。改革運動的推展，已經讓公視記者享有法定的自主權，也讓印刷媒體和其他媒體記者看到制度性保障的曙光、以及奮鬥的方向。
五、小結
總之，記者在老闆層層監控和命令下，可以藉由跳槽、換線來尋求較佳報導環境，也可以藉由奮戰不懈、夾縫求生、折衷妥協、遠交近攻等策略爭取對個案的報導空間，還可以團結起來，以集體力量爭取個案的報導自由，進而推動新聞自主制度化、法制化，有效制衡老闆的獨斷。
記者運用策略時需有幾個基本認識：
（一）報導策略的要訣在避實擊虛
老闆掌握記者的任免和賞罰大權，又有經驗豐富的主管為其監軍，記者很難正面挑戰老闆的指令，只能在老闆比較模糊的政策指示、或主管揣摩的「上意」之中尋找夾縫，從中拓展報導空間。換言之，報導策略不能硬碰硬，而必須避實擊虛、迂迴轉進，例如避開保守主管、選擇開明主管值班時出擊，犧牲部分禁忌資訊、換取其他重要訊息的報導機會。
（二）記者團結才能壯大抗爭實力
單一記者力量有限，必須結合同報社、或跨媒體的記者相互奧援才能產生抗衡老闆的實力，工會、記協都是凝聚力量的重要組織，若有更多人參與工會、記協，新聞自主運動的力量就會更大。
（三）爭取自主既要治標也要治本
探討報導策略，不僅要看個別記者針對個案所使用的計策，也要進行結構改造，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編輯部公約、總編輯以民主方式產生都有助於根本解決老闆專斷問題，也是新聞自主運動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
本文摘自：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第五章第三節。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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