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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公民教育的實踐:新聞取向

二○○○年總統大選投票前四天,王永慶主動召開記者會,發表「雙叉路口、關鍵的抉擇」萬言書,談他對選情和環保、經濟、兩岸關係的看法;第二天,各報以迥然不同的標題報導此事:台灣日報說「王永慶籲將票投給最能照顧民眾利益的候選人」、中國時報說「王永慶暢談萬言書、肯定『連戰的主張』」、自由時報說「王永慶力薦『連戰主張』」、聯合報則說「鼓勵投連嗎?王永慶:不是這個意思」。在形式上,各報都客觀的引述王永慶談話;但在實質上,卻對他的立場進行天差地別的詮釋。

新聞就是這樣,在客觀的表象下隱含著各個媒體不同的判斷、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利害糾葛。我曾在報社工作六年多,主編政治新聞和頭版新聞近五年,有機會在媒體核心參與觀察新聞建構的實然面,瞭解愈深愈覺得教科書上所說的客觀報導只是神話,新聞其實是媒體內外各方勢力爭奪事件詮釋權的產物;六年前,我離開報社轉任教職,開始把自己的實務見聞和理論結合,投身新聞取向的媒體公民教育,一方面在大學開設通識課程「解讀新聞」,一方面走入社會,向中小學老師、社區媽媽、中學生甚至小學五年級學生解說新聞。

這篇報告將簡述我進行媒體教育時,所抱持的基本立場、擬定的教學目標與教學方法、自行評估的教學效果,以及一些疑惑和建議。

在基本立場方面,我的新聞觀傾向建構論而非客觀論,主要觀點有二:一、事實具有多重面向,媒體無論有意或無意,往往只報導一個面向,不同的媒體報導不同面向,卻競相宣稱自己報導的是唯一真相;二、媒體選取事實的哪個面向來報導,取決於它的幕後老闆、它所處的社會情境,以及它與社會各方勢力爭奪新聞詮釋權的結果。

從建構論出發,我將教學重心放在引導民眾認識新聞建構的五種實然現象,從而培養民眾批判性解讀新聞的能力:

一、認識多重真實

新聞真實具有多重面貌,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選取不同的事實、進行不同的編排、賦予不同的名稱都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與其爭辯哪個媒體報導的比較真,不如瞭解那個媒體為何要那樣報導。前述的王永慶選前表態新聞,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二、認識新聞角力

新聞是媒體與社會各方勢力爭奪詮釋權的產物,在爭奪過程中,部分真實會被誤解、扭曲甚至變造。例如:以前有位勞委會主委為了基本工資漲幅問題與經濟部長爭執不休,部長私下罵主委簡直像共產黨,主委得知大怒,當著兩個記者的面拍桌子回罵:「他才是共產黨!」而且告訴記者「寫!沒關係,他真的是共產黨!」但當兩位記者發稿後,主委的機要秘書卻又打電話要求記者撤稿,記者以稿件已交給主管為由拒絕,主委於是親自打電話與兩報總編輯協商,結果新聞仍然見報,但罵人者由主委本人改為副主委,罵人詞語也由「共產黨」改為「社會主義」,無辜的副主委看了報紙又驚又怒,質問記者為何栽贓,記者告知內情,與副主委同呼奈何。

三、認識媒體立場

每個媒體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利害關係,會有不同的新聞立場,儘管他們都宣稱客觀。例如:在黃大洲市長任內,台北市政府計劃在一條商業金融大道上,設置公車雙逆向道,總社設在這條大道的一家報社反對,發動旗下記者翻案。在報社內部的編採主管會議上,社長下達指示:「這條路沿線居民舉行的所有里民大會,本報記者都要到場採訪,只要有人發言反對這項措施,我們就報導;如果里民要到市政府或議會陳情抗議,記者必須主動聯絡議員來接待他們;如果他們不會寫陳情書,希望主筆室這邊能幫幫忙……。」幾個月後,這項政策就在報社策動的「民意」反對下,胎死腹中了。

四、認識報導手法

傳播學者李金銓曾感慨「客觀客觀,天下多少不客觀假汝之名而行」,他指出媒體會以五種報導手法來偽裝客觀:一是個案化(歸因個人而忽略結構性問題)、二是含糊化、三是邊際化(取輕捨重、以偏蓋全、斷章取義)、四是權威化、五是各打五十大板化。例如:陳水扁初任台北市長時,市議員曾針對市府中階幹部進行民調,詢問在陳水扁與黃大洲時代,哪個行政效率高?當時一家晚報以「三成人:沒差別」為主題報導此事,可是細看內文卻會發現有四成一八的人認為阿扁效率比較高。

五、認識新聞暗碼

在政經和社會勢力干擾下,記者怕惹麻煩,往往欲說還休、在新聞中暗藏密碼。例如:台南以前有位黑幫大哥被槍擊斃命,記者不敢寫「某幫老大某某某被殺」,卻寫「台南聞人某某某遇襲」,原因是許多幫派大哥愛面子,喜歡被稱為仕紳、聞人,痛恨媒體直呼他黑道,久而久之,記者就以「聞人」作為「老大」的專用代名詞;此外,記者在敘述黑道作為時,也會儘量用一些抽象或中性字眼,不寫「A與B掛鉤」而寫「A與B交往」,不寫「A向B行賄」而寫「A與B有金錢往來」。

在教學方法上,我的原則有三:一是用實例詮釋理論:理論盡量簡明、實例力求豐富,在理論與實例的對應中,培養學生活用理論、解析實例的能力;二是教材本土化、親切化:運用本土的時事案例,搭配新聞性漫畫(如:新聞英雄、真相夜線)、電影(如危機最前線、螢光幕後)進行教學;三是簡述應然面、剖析實然面、提具體建議:不只告訴學生「這樣的報導不對」,還盡力解說「為什麼媒體會這樣做」、建議「媒體其實可以怎麼做」、「你對新聞不滿時,可以做什麼」。

在教學效果上,我覺得可以從認知、運用兩方面來檢討:在認知方面,學生(無論大學生還是民眾)看過一個個實例後,通常就能對「多重真實」有充分瞭解,也會認知到「新聞角力」、「媒體立場」、「報導手法」、「新聞暗碼」的存在;在運用方面,學生透過比較各報新聞,通常能夠自行解析「多重真實」、「媒體立場」,但對於「新聞角力」、「報導手法」、「新聞暗碼」,解讀能力仍嫌不足,原因可能是這三個面向牽涉實務內幕,缺乏編採經驗、沒有記者朋友的人很難查知,當然也可能是我的教學內容還不夠具體,無法提供學生一套實用的分析架構。

在媒體教育實踐過程中,本土教材的缺乏、教師交流管道的不足、師生互動的難以持續,是困擾我的三大問題。對此,我想提出兩點建議:

一、建構新聞案例資料庫:媒體公民教育具有高度的在地性,需要豐富的本土實例作教材,因此有必要結合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力量,在切合實際的理論架構下,建構一個新聞案例資料庫。在具體作法上,我覺得學術界可以與改革性新聞組織(如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密切合作,透過具有反省力的新聞工作者,在事件現場、在媒介組織內部,取得最真實、最內幕、最新鮮的案例,然後進行理論分析、分類建檔,開放給各界參考、運用。

二、建構媒體公民教育網站:媒體教育無法靠一人之力、在一場演講或一學期課程中完成,它應該具有延續性、對話性,並與時事高度互動;因此,我建議架構一個媒體公民教育網站,提供新聞案例與媒體教育文獻、開闢公共論壇、甚至開設遠距課程,讓媒體教育的教師和學習者,能夠打破時空界限,經常性對話交流、傳道解惑。

(二○○○年「媒介、公民、教育」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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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客观当然是记者个人主观体验下的客观取向。
我做过五年的新华社记者,这是一个官方的新闻机构。
我对客观报道的追求是受到我的主观认识限制的,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记者都不可能回避和否认的问题。
我现在重庆的一所高校教新闻,我对你的新闻的公民教育实践比较感兴趣,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常常交流一下新闻公民教育方面的看法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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